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、收入之间的不平衡正在缩小，但差距依然存在，作为个体的农民，其收入来源日渐收窄。为了消除区域、城乡、居民间收入的不平衡，实现共同富裕，国家相继出台了区域发展战略、城乡协同发展、乡村振兴战略、精准扶贫战略等一系列发展战略，并取得了突出的效果，但从现阶段的国情来看，“三农”问题在一定阶段依然存在。目前，发展农村经济尤其是做强农村集体经济刻不容缓，在双层经营体制中，“分”的上限已接近“天花板”，下一步“统”的加强与改进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。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，小农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仍有合理性、农业规模经济任重道远。在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、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情况下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必须要有创新思维。

一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时不我待

改革开放40年来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、包干到户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，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一方面，2017年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396元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432元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7.3%，分别高于GDP增速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0.4个和0.8个百分点，城乡收入倍差缩小至2.71∶1；农民工资性收入贡献率达到44.5%，财政转移性收入、种植业收入、租金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也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部分。另一方面，2016年农民人均种植业收入只有2240元，只增长了1.1%；作为农民收入占比最大的工资性收入（40%以上）从2015年以来呈下降趋势，务工收入增收乏力。2016年，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4256.8亿元，而各级财政补助收入就占到总收入的23.1%，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不很显著；农产品价格国内外倒挂，有些价格还在下跌；种植业成本居高不下，保本、亏本导致土地撂荒现象时有发生；“村庄空”、“产业空”、“组织空”、“文化空”等一系列问题在农村日益凸显。这些迹象表明：

第一，农村双层经营体制“分”的潜力释放将尽，“统”的作用有待发挥。

毋庸置疑，我国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，农民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种植业收入数倍，在“四化同步”的目标面前，包干到户难以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。据中国社科院《中国农村发展报告》指出，2005~2015年，中国三种粮食每亩总成本平均每年上涨9.7%，其中人工成本年均上涨11.0%，土地成本年均上涨13.5%，均远高于同期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（4.4%）和谷物生产者价格指数年均上涨率（4.8%）。高生产成本推高了粮食价格、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，损害了农业竞争力。农民增收的务农、务工这两大传统动力有所减弱，加上财产性收入短期难以有明显增加（2016年仅占2.2%），依靠转移净收入来支撑农民收入增长也不太现实，农民增收难度日益加大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重视不够，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。据农业部统计，目前，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等资源性资产66.9亿亩、各类账面资产2.86万亿元，全国平均每个村约为500万元、东部地区的村高达千万元。我国有23.8万个村、75.9万个村民小组建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占总村数的40.7％。截至2015年底，全国已经有5.8万个村、4.7万个村民小组开展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，当年分红411亿元，累计发放股金红利近2600亿元。对比我国国有企业，农村集体经济孱弱可见一斑，2017年，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517115.4亿元，营业总收入522014.9亿元，分别是2016年农村集体资产和集体收入的53倍、122倍之多。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权重差异如此巨大，对现代化的贡献如此不同，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向国有企业看齐，加大改革力度，必须大发展、快发展。

第二，要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。

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“小康社会”的发展理念以来，我们在共同富裕的探索之路上取得了长足进展。2012年党的十八大、2017年党的十九大，总书记提出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“小康社会”的前提下，争取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“木桶理论”告诉我们，决定增长高度的不是长板，而是补充拖后腿的“短板”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“全面”首先在于解决极端贫困人口。自中国提高贫困线标准以来，中国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.66亿人下降到2014年的7017万人、2017年的3046万人，贫困发生率从17.2%下降到7.2%再到3.1%。到2020年，全国贫困人口将基本消除，小康社会全面建成，之后中国将进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阶段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财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2800多亿元，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人，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，贫困发生率由10.2%下降到3.1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央政府是通过实施“五个一批”工程完成精准扶贫工程的：发展生产脱贫一批，易地搬迁脱贫一批，生态补偿脱贫一批，发展教育脱贫一批，社会保障兜底一批。考虑到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的村庄不过40%左右，那么包括贫困村在内的其他村庄，如何提升其内生发展动力？从目前来看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选项。这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减少相对贫困人口的发生十分重要。

第三，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增大。

加入WTO后，面对国外农业的规模化优势，中国分散化经营的农户经济承压日重，农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、阶段性地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并存、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国内外出现倒挂、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、农民增收难度增加等问题突出。而我国土地规模化经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完成。据统计，2016年，在实际耕种的16.8亿亩耕地中，流转的土地面积为3.9亿亩，占实际耕种面积的23.4%，其余76.6%的耕地仍然是由承包者自主经营。针对这种现象，总书记指出：一方面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，分散的、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难以建成现代农业；另一方面，改变分散的、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，需要时间和条件，不可操之过急。靠不断提高粮食收储价格增收有WTO黄箱政策约束、用工业化城镇化吸纳农民转移就业增收已无操作空间，有鉴于此，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就成为一个可能的政策选项。

第四，重塑乡风文明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按照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的总要求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。随着农民自由流动的实现，外出打工造就中国“春运”现象，高流动性的后果使得农村“村庄空”、“产业空”、“组织空”，农村“空心化”、“老龄化”问题严重。有统计表明，乡村居民住房空置率为14%。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.22亿，占总人口的16.15%。预计到2020年，老年人口达到2.48亿，老龄化水平达到17.17%。由于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，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。相对于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，农村文化生活可谓匮乏。由于受活动经费、有效组织的限制，正当的文化活动被不良的风气取代，赌博之风盛行，礼仪道德滑坡。只有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，成立相应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才能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、增强农民的归属感，才能弘扬正气、摒弃歪风，实现村庄的“德治”。